机器翻译时代的局限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6月4日文章】题：翻译是艺术还是数学问题？（作者吉迪恩.刘易斯-克劳斯）作为一种必要的星系间的狂想，科幻界长期以来认为理所当然的一个文明愿望是万能翻译器。这是一个可以追溯至创世之初的梦想————一种可以向全世界完美地呈现思想的共同语言。在《圣经》中，这种共同语言让人类可以极其良好地沟通协调，拥有十分类似的思想，以至于全世界的分包商们一度可以商定共同兴建通天塔。然而自从建造巴别塔的努力失败之后，即便是最小的建筑工程也会受到可怕延迟的困扰。
 

沟通语言的任务

翻译是可能的，然而我们仍然难逃冲突的纠缠。这一可悲的状态常常被归咎于译者，他们肯定未能真正忠实地履行职责。这种疑虑的最简洁表达便是“翻译即叛逆”这句常见的意大利谚语，事实上这是以谚语面目出现的一个论点。然而，对这句话的翻译即便在语义上是准确的，译文也无法具备原文在音节上的和谐，从而证明了这句谚语所断言的翻译之难。

翻译提供了团结的希望，而带来的却是背叛。翻译家戴维•贝洛在他盘点翻译历史与实践的精彩著作《那是你耳中的鱼吗？》一书中，解释了“不忠实”的翻译最早起源于奥斯曼帝国。当时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和他们的宫廷成员拒绝学习异教徒的语言，于是与欧洲进行沟通的任务便交给了法纳尔人这个世袭的译官阶层。他们是居住在伊斯坦布尔、拥有威尼斯公民身份的希腊人。欧洲外交官从来都不喜欢与他们合作，因为他们所忠于的并非外语原文的内容，而是苏丹们的喜好。今天我们依然保留着这种翻译与背叛之间挥之不去的联系。
 

英语的帝国里存在一个新的法纳尔人阶层，他们正在发明不远未来乌托邦世界中的激光剑（电影《星球大战》中“天行者”使用的超能武器，此处作者用于比喻----本报注）式的应用程序。C++这种计算机语言是他们的母语，他们是暂时离开互联网居住到我们中间的一群人。好的一面是，他们不忠于任何“苏丹”。不好的一面是，他们对任何语言都没有特别的忠诚。
 

组装与传输语言的翻译机器
 

为了实现让语言交流变得宁静和没有任何波折这一古老的科幻梦，谷歌翻译无疑作出了最大的努力。在电子邮件和网站的页面上，这家搜索引擎巨头把那些小按钮弄得无处不在，以便实现各种语言之间的即时转换。谷歌公司称，这项服务每天在全世界被使用超过10亿次，使用该服务的人数每个月超过5亿。其移动应用则把那些按钮带到了现实世界中：照相机可用7种语言对图标或菜单进行即刻的逼真翻译，对话模式可以实现由机器人以32种语言穿针引线的流畅会话。有报道说，一名刚果妇女利用谷歌翻译在爱尔兰救护车里完成分娩，而美国密西西比州的养父母则借助谷歌翻译抚养来自中国农村的儿童。
 

自从2009年以来，白宫有关创新的政策文件把“高度准确的自动实时翻译”列入其近期优先事项的清单，以期消除阻碍国际商务和合作的所有屏障。倘若这成为可能，那么各式各样的本地行业将失去它们天然保护色的最后优势，社交网络、新闻、科学的集中化将呈几何级数加速。在机器翻译领域，没有人认为我们位于接近这一目标的任何地方：目前，这一学科的成就大多涉及的是忠实地组装“货运卡车”，以便把信息运送到语言学边界的另一侧。人们希望机器或许可以高效和廉价地执行翻译那些只强调信息内容的语句的艰辛劳动，例如“这块金属是热的”、“我的妈妈还在那间倒塌的房子里”、“远离那条蛇”之类的句子。除了在谷歌翻译中的应用之外，机器翻译在传播涵盖整个大陆的天气报告或是重复制作27种语言的电器用户手册方面基本上是成功的，并已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正如一位研究人员告诉笔者的，“对于翻译‘你是不是爱沙尼亚人’和‘你的烤面包机坏了’之类的句子，我们做得很棒”。
 

“普希金不必感到害怕”
 

这一学科的创始人沃伦•韦弗承认：“没有一个理智的人会认为机器翻译可以达到高雅和考究的地步。普希金不必感到害怕。”整个机器翻译界都以此类谦逊姿态进行自我介绍。不过，目标背后不那么谦逊的前提是认为语句的信息性内容是可以与其风格相分离的。与诗人一样，人类译者可能会被描述为这样的一群人：对于他们而言，这样的差别永远都不会是清晰、明显的。

但是今天的人类译者几乎与机器翻译正在从事的工作没有任何关系。机器翻译领域绝大多数的领军人物没有什么语言学背景，外语或文学背景更少。相反，几乎所有人都是计算机科学家。

当代机器翻译的重点不是找到更好的方式来反映源语言的丰富和复杂，而是利用语言模型消除混乱的输出。寻找关于翻译行为的恰当隐喻，有点类似于尝试回答“篮球中什么球员对应于橄榄球中的四分卫”这个问题。目前的研究人员认为，你实际上不需要对橄榄球了解很多就能回答这个问题：你只需确信那些被派上篮球场的球员知道篮球规则。换句话说，关于任何特定的源语言的知识—以及这些知识中所隐藏的包罗万象的文化百科全书—正在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